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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梦---成中医力量

她与艾滋病打了20年交道

来源: 发布时间:2022-05-05 16:50:12 浏览次数: 【字体:

人物名片:

杨义,女,博士,教授,硕士生导师,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,健康四川研究院健康促进研究所所长,(美国)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后,四川省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,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第十四批学术技术带头人,四川省卫生计生委第十二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,四川省专家服务团专家,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,第九届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“优秀青年”,成都中医药大学首届年度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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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的一天,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遇见杨义。

她正翻书指点着身边的两三个学生,双眼闪烁着神采,话语快速而流畅,对掌握的知识和案例信手拈来。

说完后,杨义起身径直向旁边的研讨室走去,脚步轻盈干脆,就像她形容自己这些年来做的事:有点飒。

期间,她接起了朋友的电话,面对对方的询问,她说:“我还要和上次那位性工作者再聊聊。”

在过去的二十年间,杨义一直在做一件事——研究艾滋病及其背后的人和社会。暗娼、嫖客、注射吸毒者、大学生、中老年男性和HIV/AIDS,她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调查、健康干预,与调查对象们零距离交流。

她的合作者中,有世界排名第1的公共卫生学院——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,也有农村里的妇女干部和网格员。

对杨义来说,真实的社会境况,露骨却不晦涩。疾病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,他们的冷暖甘苦,折射出了社科研究中的人性与温度。






 出人意料的感染原因 


2003年,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全国举办了高校教师师资培训班,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杨义代表学院参加了培训,培训结束后正赶上学校发布校基金课题,杨义申请了艾滋病相关的课题研究,调查学校本科学生对艾滋病的知识态度行为。


“原因嘛,第一是感兴趣,第二是跟专业相关,因为我本科是学妇幼卫生的,与生殖健康联系紧密。还有一点,我记得特别清楚,当时大家还不太了解艾滋病,世界卫生组织有个预测: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,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可能达到1,000万。”


当时的杨义没想到,对艾滋病课题的接触,会贯穿她接下来近二十年的科研生涯。


2008年,杨义跟随艾滋病方向的博导,去往凉山州做相关研究,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。


“在最早的筛查结果中,凉山州某地的艾滋病感染率是很高的,甚至达到了当时非洲的水平,这个数据起初是没有对外公开的,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调查清楚,为什么该地的艾滋病感染率会这么高?”


由于地理位置特殊,凉山州曾是金三角毒品进入四川省的通路,所以一直以来,学界普遍认为,静脉注射吸毒是导致该地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原因。


“大家都觉得是吸毒导致的,但我们在实际调查中发现,不可能是人人都吸毒的,对吧?”


从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分析,血液传播、性传播和母婴传播,都值得杨义团队关注。“所以我们在凉山州某地进行了偶遇性行为的研究,发现了这种行为在当地艾滋病流行中的潜在风险。”


调查的结果,被杨义诚实地记录了下来,在外界均认为静脉注射吸毒是凉山州艾滋病流行的唯一原因的2009年,杨义团队发现了既往未发现的问题,并运用到艾滋病防治领域开展试点,影响甚至改变四川省艾滋病防治的策略。


“后来官方的干预行为产生了很大效力,因为以前大家只关注当地吸毒人群,这一人群虽然占有一定比例,但不是全人群的,而性行为却是全人群,性行为与当地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,所以这一发现对当地艾滋病的防治来说很关键。”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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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暗娼


2008年,杨义做了一件外界难以理解的事:在某县城翻来覆去地寻找暗娼。


在杨义众多的调查对象中,暗娼是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,为了达到艾滋病防治的目的,杨义曾带着团队潜入某县城的大小娱乐场所,接近这些隐蔽的从业者。


“去跟她们做调查、做干预,给她们放各种科普宣传片,教她们怎么使用安全套,这个工作比较危险,经营者会否认,而且随时可能有嫖客过来,所以我们常常与当地疾控中心、公安部门、工商部门一起开展工作。”


杨义的团队中多是女生,在调查暗娼的行动中,出于对女孩子们的保护,杨义为每个调查组搭配了一个男生。那段时间,每晚饭后19点,杨义调查组就会在疾控中心的带领下,去往县城中的各个娱乐场所。


“三个女生做调查、做干预,一个男生负责保护大家,当时我们做得很有干劲!”


为了寻找暗娼,杨义团队曾在某县城冒着烈日反复寻找,有人还因走路太多,把鞋子都穿坏了。“当真是‘踏破铁鞋’!当时是七八月,天气特别热,我们每天15点后,就开始去找娱乐场所,然后去调查这些暗娼,走着走着自己的鞋跟就掉了。”


而有些娱乐场所,就连当地人也不清楚,杨义团队只能根据既往经验判断场所与人群特征,进行测试后再来调查。


“场所经营者和暗娼们会慢慢地对我们产生信任,我们在地方上做的项目基本是层层递进、长期跟进的,先是去发各种宣传资料,然后请她们来做检测,经过一两年之后,我们再去做调查、做干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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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非传统面目的暗娼与嫖客


一个难以启齿却令人好奇的问题,暗娼们和嫖客们究竟是什么样子?


杨义坦言,在没有做暗娼项目之前,自己所想象的暗娼是爱慕虚荣、年轻漂亮的女性。但在实际调查后,杨义却发现,很多暗娼来自农村,往往有着不幸的家庭或婚姻,她们本人也没有过多的劳动技能。


“做了暗娼项目之后,你只有一个感受,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暗娼,所有人都可能是嫖客。”


在调查之前,杨义以为,光顾暗娼的嫖客们都是有钱的生意人,但实际上农民工才是主流。“做田野调查最大的特点,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没有接触到的领域,而且它会突破你所谓的常识,我们甚至到工地上去调查过嫖客。”


杨义说,自己还曾与一位拄着拐棍,白发苍苍的男嫖客进行过交谈。


在常人看来,农民工群体收入不高,为什么还要花费收入购买性服务?问题背后有令人唏嘘的现实境况:伴随着城市建设,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,往往不以家庭单位流动,他们与配偶子女分隔两地,对暗娼们常常有着生理和精神上的两方面需求。


“我就会想,如果流动人口输入地的福利能够提高,流动人群的妻子儿女能够跟他们在一起,以家庭单位来流动的话,这种行为肯定会减少,对吧?再比如,这些暗娼如果能够得到一定的劳动技能培训,可以通过其它的劳动途径得到劳动报酬,她们就不需要通过这种违法的形式来获得收入。”


这些关于女性、关于社会、关于人性的思考,在一次次与暗娼和嫖客的交流中,在杨义的脑海中一次次闪现、加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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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善变”的小姑娘


在为暗娼挑选同伴教育者的过程中,一位“善变”的小姑娘给杨义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
“她不到30岁,很愿意做我们的同伴教育者,我们按照标准对她进行提问,她回答得非常正确,而且表示自己跟嫖客发生性行为时,她都要使用安全套。”


但在后来的接触中,小姑娘的回答却跟之前不一样了。“认识时间久了,她会跟我们讲真话,说实际上她也不是每次都使用安全套,如果是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嫖客,她就不会用,因为觉得关系很亲密,就跟和男朋友(发生关系)一样。”


除此之外,小姑娘还隐瞒了自己的身体状况。“当时她说自己身体很健康,后来我们对她进行了抽血检测,发现她有梅毒,当我们问起这件事时,她说早就知道自己有梅毒,但她会向熟客隐瞒这件事情。”


小姑娘为什么会如此“善变”?杨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,小姑娘是在给自己的行为以合理化的解释,为的是在调查团队处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自我形象。


“所有人都想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出来‘我是体面的’,如果按照合理化理论来看,人们都想给自己的行为以非常合理化的解释,为行为赋予冠冕堂皇的理由。”


小姑娘想在调查团队面前保持体面,在杨义看来,这是真实的人性,也是她自发地对自我进行补偿的行为。“尊严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,即使有时我们也会忘记,但在说话做事时也会无意识地表现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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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感染艾滋的中老年男性


最近五年,杨义在研究一个更为隐秘的艾滋病群体:男同性恋。


“现在国际上有一个趋势性研究,美国近年有一篇文章,将国内一定时间内的所有血样拿来做基因检测,检测结果显示,在美国,女人感染艾滋病的来源中,有一支主要是男同。我们也在做这个研究,调查男同性恋对艾滋病流行的影响。”


在这一研究中,杨义发现了一个往往容易被忽视,但艾滋病感染数量却不容小觑的群体:中老年男性。


经过调查,杨义发现了中老年艾滋病男患者数量众多的原因。“2016年后,中国对艾滋病患者应治尽治,为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药物治疗,逐步将年轻艾滋病患者的传染性控制,而之前的男艾滋病患者自然老去,所以我们才会觉得,中老年男艾滋病患者数量多。”


随着检测覆盖面增多,男同性恋患者也被逐渐检测出,但这一群体的艾滋病防治工作,却也有相当难度。“相比暗娼,他们可能更隐蔽,这涉及到社会层面的问题,但由此也可看出,在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中,男同性恋群体也应得到重视。”


如何对男同性恋群体做艾滋病干预工作?杨义团队认真思索,“我们想利用信息技术,在人群聚集性场所设基站,去过场所范围的人会收到信息,提醒使用安全套,告知在哪里可以免费领取,但这又涉及到法律问题……”


尽管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方案,但杨义觉得,自己总得做点什么。


2021年,杨义团队动员了农村妇女干部和社区网格员,通过上门讲解的方式,为中老年男性一对一地普及艾滋病知识,教他们怎么使用安全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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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容是一种Common Sense


 与刻板印象中的科研人员不同,杨义讲起话来,人十分有光彩,正如她所说,自己在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情,“为什么不开心,对吧?”


      对艾滋病患者的调查研究,随着时间推移,也在慢慢改变着杨义,“我变得越来越包容。”


暗娼的生存境况、嫖客背后的社会因素、步入老年的艾滋病患者、隐蔽的男同性恋群体……


一个个疾病背后真实鲜活的社会人群,通过杨义的一次次调查逐渐浮现,他们的现状成因,他们的冷暖甘苦,都被杨义诚恳地记录。


“部分男同的艾滋病传播有其现实因素,如果我们的社会足够包容,男同选择形婚的可能会降低,有认知障碍的男同也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性取向。同样地,单纯地谴责暗娼是不够的,我们应该给女性更多照顾,给她们培训的机会,给她们关爱。”


杨义说,自己想与学生们一起,做些有趣的研究,有益的事情。


2018年,杨义作为班导师的医院管理2016级一名本科生骆国涛申请了“成都市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”,开启了本科生做艾滋病项目的先河。


至今为止,杨义指导学生完成了“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校防艾基金项目”2项,“成都市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”3项。


由杨义组织的高校防艾工作,得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宣传部、学生处和保卫处的大力支持,学生们开展了一系列预防艾滋病的活动,防艾工作也为学校针对新生的防艾手册提供了技术支持。


“做探路人、做实践者,关注现实问题并提出观察思考,不断推动研究发展,总有一天我们的工作成果将用于实践,我想这是社科工作者的使命。”



终审:超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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